以在品第人物上，虽然家世是不能忽略的，但在初期，恐怕更重才学。如《宋书 恩幸传序》：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汉代选举已参考状。状是一个人道德才能的具体叙述。中正所作的状往往止一二句，是为总的评语。品是根据家世和行状综合作出的评定。品分九等，而一品是虚位，二品实已为最，初期二、三品仍属上品。这里的品是“中正品”，与官品是不同的。魏初，中正定品尚重乡论。曹魏初期中正以郡为基层，郡中正是真正发挥品第人物作用的，它们尚为地方士族所专控，而州都只不过总其议罢了。所以位居中央的豪门大族尚没能很好地控制中正制为其服务。但在曹芳以后，情形发生了变化。

    逐渐发展

    九品中正制在这一时期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州中正的设立。其设立是根据当时权重于朝的司马懿的提议。《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又《通典》卷2有：“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而曹羲是不同意的。后来曹羲与兄曹爽皆为司马懿所杀。

    自州中正的设立以至两晋，九品中正制逐渐完成门阀化的转变，而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选举工具。

    与先前由地方官推选郡中正不同，晋代的郡中正由州中正荐举。如《晋书 傅玄附子咸传》：“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鲁国小中正司空司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宾，求以尚书郎曹馥代毓。旬日，复上毓为中正，司徒三却，俊固据正。”大小中正也已由司徒选任。

    这种情况似乎是国家政权进一步把选举中的品第人物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打击地方士族。此在一方面乃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却便利了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而那些官居卑位或不居官的地方世家大族却日趋衰落。此时威胁代表“国家利益”的政权的，不是那些魏初的地方清议名士，而是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基本成型

    魏晋之际，品第偏重门第已成事实。《晋书 郑袤传子默附传》曰：“初，（晋武）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晋以后批评选举专重家世之弊者不断。

    高门士族子弟往往弱冠便由吏部直接从家里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在此之前，均凭借门第而得中正高品。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可考的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则更有发展，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

    而州辟佐吏和举秀才则主要是中级士族与吴蜀士族的主要仕途。他们便是地位稍次的所谓地方“乡豪”的子弟。而郡辟佐吏和察孝廉这个在东汉和魏初颇受重视的入仕道路却降为低级士族与寒庶人士的仕途了。这种变化充分表明了九品中正制此时已变为高门大族的工具，只重门第而轻德才。当然这种变化是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事实上，门阀制度的确立，已使九品中正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装饰品。中正品第唯以血统为准，门第高即获高品，此时只须分别士庶高下便已足矣，中正品第只不过是例行公事。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者也。（《晋书 刘毅传》、《晋书 王沉传》）

    纵观东汉、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选举制度的变化，其中显然是贯串着皇权由盛而衰再盛的发展趋势，而世家大族势力则相反，其趋势是在东汉末世家大族衰落，同时新出门户开始兴盛，魏晋成为士族，到东晋时成为门阀士族而达，南朝也转衰而至隋唐。而选举制度也由东汉的重乡里评议、重孝廉才德到魏晋重家世门第、轻孝廉才德，而隋唐则又重才德――科举制（中间有曹氏政权初期短暂的抑门第之举）。

    衰落废除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意义作用

    积极意义

    1、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其选拔标准家世品德才能并重；

    2、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也剥夺了州郡长官自辟僚属的权力，将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的权力。

    消极意义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